金宇澄在香港书展:《阿飞正传》的末端就是《繁花》的开端球王会官网

  行业动态     |      2024-08-02 09:55

  2023年末,电视剧《繁花》开播即火,一时间,影像与文学、金宇澄与王家卫、“阿宝”与“阿飞”、上海与香港……无数影评人、文化学者的讨论纷至沓来,原著党与剧迷各抒己见,观点各异,创造了新一轮文艺热潮。

  7月20日,《繁花》小说作者金宇澄现身第34届香港书展,与学者许子东对谈。这是金宇澄暌违七年重回香港,对他来说,在香港讲《繁花》有特殊意义,因为在小说的世界里,沪港就是一组有趣的都市镜像。

  “独上阁楼,最好是夜里。《阿飞正传》结尾,梁朝伟骑马觅马,英雄暗老,电灯下面数钞票,数清一沓,放进西装内袋,再数一沓,拿出一副扑克牌,捻开细看,再摸出一副。接下来梳头,三七分头,对镜子梳齐,全身笔挺,骨子里疏慢,最后,关灯。否极泰来,这半分钟,是上海味道。”

  金宇澄说,《阿飞正传》的结尾就是《繁花》的开始。狭窄的阁楼,都市人的昼伏夜出,这一段既是香港也是上海,是大城市独有的共同经验。在剧版《繁花》里,上海老弄堂里的腔调韵致,被注入了王家卫的影像风格:秾丽绚烂的镜头语言、虚实交错的市井诗学、都市男女的缠绵悱恻,共同谱写出一曲上世纪90年代上海的诗。

  如何评价电视剧的改编?金宇澄表示“当然很满意”。他告诉记者,在开拍前他与王家卫导演就有过多次深入交谈,对于王家卫是否“魔改”,金宇澄认为,小说和电视剧是完全不同形式的艺术,任何改编者都不会以“复原小说”为己任,都要注入自己的表达,他将电视剧版《繁花》视为一个全新的生命,完全信任导演,并乐见其成。

  “独上阁楼,最好是夜里”。小说《繁花》开头第一句里的“独上阁楼”,是金宇澄在上海本地网站“弄堂网”的昵称,小说最初在网站上连载,金宇澄每天在上面写几百个字的奇人趣事,都用上海话来写,不时与网友回帖互动,“最初是想写写上海普通人的生活,因为名字也不是我的,我就觉得特别自由。”

  写了几天后,当写到小说开头,陶陶在菜市场卖大闸蟹时,金宇澄突然找到了一种写作快感。这段来来回回、标点符号非常简单、也不分行的文字,是他做文学编辑这些年从未见过的写法。

  出于三十年文学编辑的历练,这是金宇澄对文字的天然敏感:“我们做编辑的有一个共同点,朝思暮想地希望明天打开邮箱会发现一篇语言非常独特的小说,我们第一接触的不是整个故事,就看你用10句线句话能不能打动我。”

  金宇澄回忆道,在他开始写作的上世纪80年代,正逢中国大量接受西方文学影响的时期,一场席卷文学界的语言实验正展开,作家、评论家最关注的是语言,以及你的小说的样式是什么、你的审美是什么,即便故事零零碎碎也不要紧,一定要有识别度,要找到自己的语言。到了上世纪90年代,这场文学实验就结束了,随着市场经济和影视行业的发展,写作者突然发现,自己的文字可以变成电影、变成电视剧,甚至不需要讲究你的文本,不需要你的标点符号,不需要你的文采,只要故事好看就行。而对文字语言、文体样式的追求就短暂地存在了十年不到。

  “直到我写《繁花》的时候,我仿佛突然找回好多年没有碰到的一种热情。我把它形容为上天送给我的礼物,我那天意识到,我要一直这么写下去。”金宇澄说。

  从2012年在《收获》发表,到2013年出版成书,《繁花》横空出世就惊动文坛。金宇澄的文笔深得语言之妙,在文学界备受推崇,与全篇沪语写作不无相关。

  他称写《繁花》也受到了父亲的影响。金宇澄在写作时,脑海里一直有一位苏州口音的上海老先生在说话,老头慢慢地说话,他一边听一边把它们记下来。而这个人就是金宇澄的父亲。“我的爸爸就是一口苏州口音的上海话,我之所以选择苏州方言,因为苏州话特别通文,昆曲就是以苏州话为标准,昆曲的台词完全就是文采。”

  方言入文需要考虑让更多的读者接受,能读懂,需要一点门槛。为此,他将上海话“驯化”为一种书面意义上的方言,只要是非上海人看不懂的词,他就尽量少用,或改良。比如有个30年代作家经常使用的词——“邪气”,他认为字面上不好看,用来形容一个姑娘“邪气漂亮”,容易望文生义,以为她不是什么好女孩。所以,金宇澄改为上海话的谐音字,“霞气漂亮”,这个更正面的字眼。

  比如贯穿全书的“不响”,是上海人常说的一句话,意思是“不吭声”,是一种旁观、世故,也是隐忍,是此时无声胜有声。与“不响”相对的另一个关键词是“尴尬”。金宇澄认为,《繁花》整本书讲的就是“尴尬”,这是他对人生的感悟:“人生就是有很多难以言说的尴尬。”

  长期以来,中国文学以中原官话为正统,当方言入文,这会为我们的白话文带来什么?是否会为我们今天的书写贡献新的语言、新的表达方式,甚至新的思想?这是《繁花》在语言方面给读者留下的思考题。

  对金宇澄来说,文学最核心的始终是“人”,而当一个人开口讲方言的时候,就是这个人物最生动、最鲜活的时刻。当下方言写作沉寂,作为艺术创作者,要敢为他人之不敢为球王会官网,“无论是从文体还是内容,必须是你自己的东西,必须要显现你和其他人不一样,画画也是这样的,你如果画得和别人的一模一样,你画它干嘛呢。这条路是一条羊肠小路,自我意识要非常明确。”

  讲座上,许子东认为《繁花》是近20多年中国小说最重要的作品之一,他给出三个理由,第一,从文学生产机制上看,“很少有作品既能诞生于网络平台上、在与网友互动中产生,同时又能得到茅奖即官方体系的肯定。”第二个理由是实现了方言入文。他表示,当年胡适、张爱玲特别推崇《海上花列传》,就是因为他们希望中国文学不只是由北京话主导的一种语言。方言进入到主流叙事,这是很多作家想实验的,而金宇澄做到了。

 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理由,许子东认为《繁花》填补了当代中国文学在男女世情小说方面的缺失。《繁花》小说里的碎碎念、细腻写实主义,真正令他想起了《海上花列传》《金瓶梅》的写法:“小说里人物不重要,故事不重要,细节重要,它核心就是上海普通人的生活,没好人没坏人,没有英雄,不是悲剧也不是喜剧。”

  书中有一个细节令许子东印象深刻:小阿嫂对陶陶有好感,把自己的钥匙交给了陶陶,这一段在电视剧里没有表现出来,但小说里是这么写的:钥匙在陶陶口袋里,钥匙上有四个牙齿,一个尖的三个短的,陶陶的手不停摸着钥匙上的牙齿,一直摸到手指发疼,这个细节表现出他的举棋不定。“尽管陶陶放在今天就是典型的‘渣男’,但整部《繁花》里上百个故事,作者都没有批判也没有歌颂任何人。”

  金宇澄称自己的小说就是自然主义的写法,“现在的读者是最聪明的读者,他们有最丰富的信息量,有周游世界的阅历,作者不需要为读者做出判断,因为读者比作者更聪明。”

  法国自然主义作家左拉对他的影响很大。左拉有一篇短篇小说写了一对姐妹,在巴黎百货公司上班,姐姐的梦想是找一个小职员结婚,生两个小孩,这是她人生的目标;妹妹是“月光族”,梦想和贵族结婚,进入上流社会,所以她每个月都打扮光鲜去参加舞会,还问姐姐要钱。

  金宇澄认为,如果按照批判现实主义的眼光,小说里这个妹妹爱慕虚荣,肯定是要被批判的。但是左拉像是用上帝的眼光在看她们,非常平静地书写两姐妹的一生,她们各自都实现了自己的梦想。“这就是我理解的自然主义。”

  早在十年前,王家卫就找到金宇澄想谈签约,因为《繁花》写的就是他哥哥姐姐的故事。出生于上海、成长于香港的王家卫,他的人生故事本就有“沪港双城”的印迹,和《繁花》小说也有很多巧合之处。

  在小说里,阿宝的父亲在香港时参加了,搞地下工作,在香港生了一个男孩,他委托香港的朋友照看,之后就回上海了,在上海又生下了阿宝。父亲不允许阿宝和香港的大哥通信,但是香港的大哥经常会写信给他,他只能偷偷摸摸地收信。到上世纪70年代末,香港的哥哥嫂嫂回看望父亲,还带着很多礼物。

  金宇澄说,电视剧拍到这个层面的时候,王家卫导演处理得特别好,“因为他家里就是这么一个情况,他被爸爸妈妈带到香港后,一个家庭变成两个家,一边在上海,一边在香港,王家卫也是从小就跟上海的哥哥姐姐通信。”所以有人说,剧版《繁花》拍的不是所有人的上海,而是王家卫的乡愁。

  据金宇澄透露,在王家卫导演的最初设想里,饭局是一个核心元素。“我和导演在开拍前期做了大量的准备,有过各种各样的设想,也进行了各种桥段试验的拍摄,也不知道深入聊了多少次,他曾经想过以饭局作为整部剧的结构,每一个故事都是从饭局开始,到饭局结束。”

  在上海市井生活里,饭桌是一个高度符号化的场域。在90年代的上海,大小酒席不息,饮食男女往来,聊生意、讲段子,有荤有素,一场接一场的饭局,就像在一连串乱花丛中穿行,每一处都有散发着艳异气息的故事。

  在小说里,有一段王家卫很钟爱的故事:一天夜里,小毛在车站遇到一个年龄相仿的中年女人,小毛上前搭讪,女人始终一言不发,只说了三个字:“洗衣服”。小毛说,你到我家洗,我是单身汉,我家有洗衣机。女人还是不说话。这时候公交车来了,小毛和女人都上了车。到站后,小毛下车,女人也拎两袋子东西跟在背后,一路跟着他,回到了小毛在老弄堂里的家。到家后,女人脱了衣服球王会最新,立刻像女主人一样,开始烧水、洗澡、擦席子、擦枕头准备睡觉。这一套熟练的程序让小毛特别吃惊,他仿佛看见了自己死去的老婆。接着,小毛洗完澡,女人也洗澡,两个人就了。小毛睡了一觉,醒来听到女人在用手洗衣服,洗完用塑料袋装起来,她对小毛说,我走了。小毛没吭声,只听见门关锁的声音,女人就消失不见了,此后两人再也没见过面。

  这段似真似假,像是做梦一样的故事,就是金宇澄从饭桌上听来的。他问那个朋友:“这个女人到底是干什么的?她为什么半夜要洗衣服?”朋友对他说,“这种问题是你们这种人才会问的,只有知识分子才会瞎聊天,像我们这种人,遇到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好奇心。一般这种情况男女双方都不用说话,我对你也没兴趣,你对我也没兴趣。但为什么会,是因为有需要。”金宇澄说,“这不是什么稀奇的事,这两个人也不是玩世不恭或骗财骗色,只是在生活的某一个缝隙里、在某一天的深夜,有两个人经历了这么一件事,如果不曾有人说出来,就永远没人记得,仿佛这座城市就没有发生过这件事。”

  最终,出于种种原因这个桥段没能拍出来,金宇澄也十分理解,“导演很不容易。电视剧的制作能到这一步,他肯定是要审时度势,在最有可能性的这一块落笔下手,比如小说里没有炒股这一块,这肯定是在前期准备了很多,到后来觉得只有这一块最可以拿来表现。所以后来我也说了,不管导演拍出什么来,他都是非常值得敬佩的。”

  南都:你曾说希望借《繁花》发现“当下的小说形态与旧文本之间的夹层”,从这个角度来说如何理解你用上海话写作的意义?

  金宇澄:写作者到一定程度会有一种苦恼,就是语言上大家都差不多,但问题是做文学一定是要跟别人拉开距离,最好要有自己的识别度。普通话的写作已经很多很多年了,我跟很多人一样,从小到大一直是用普通话来思维,那么写出来的东西也都差不多。当我发现“弄堂网”这个网站后,我也开始试试用上海话写,但是立刻就形成了挑战。明明上海话是我的母语,但非常不习惯。等这个习惯期过了之后,我发现我原来一直在用第二语言写作。所以我没写《繁花》以前,经常会晚上写好东西,第二天起来再读,觉得这里也要改,那里也要改,但自从用熟悉的母语来写,会发现在一个文学场景里要表现生活的滋味,用母语来写人物对话太方便了,一点都不用动脑筋。《繁花》里有一个很特别的说法“不响”,我脑子里在用上海话写作的时候,“不响”两个字立刻跳出来,因为上海人经常说这个词,但如果我用普通话来写作,我一辈子不可能写这两个字,因为普通话里面没有这个词。

  我们文学史上有很多作家都用方言写作的,像李劼人《死水微澜》里的四川方言,老舍也大量使用北京话写作。上海话今天没有人写,没有人干的事情我就要去干,做艺术都是这样,如果说人人都在写了,我不可能挤在里面一起做,我是发现没人做才做。

  南都:《繁花》虽然是上海故事,却也嵌入了不少香港的印迹,宝总的人生经历也隐藏着沪港两座大都市的文化渊源。你对上海和香港这两座城市有些什么对比的观察和体会?

  金宇澄:上海和香港是讲不完的话题,是非常有趣的一组对照物。从历史角度说,香港和上海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,在某些关键的年月,有大量的人离开香港到上海,或者离开上海到香港。后来,香港的影视业,基本上就是上海过去的那批电影人做起来的,把它做得风风火火。

 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,我的姑妈就在香港。在上海几个最困难的阶段,有大量的香港人把邮包寄到上海,上海人都要跑到四川北路邮政总局,去领取香港亲戚寄来的包裹。《繁花》里有一个理发师傅,他的邻居小宝收到一张明信片,上面画的是启德机场和飞机,这个理发师傅就把明信片插在理发店的镜子上,跟别人说这是他亲戚寄给他的,炫耀他和香港有关系,那一代上海人就是这样。

  很多年前,王家卫导演问过我一个问题,他说你觉得上海和香港有没有区别?它的区别在哪里?我就说,上海经历过“被打开”的历史,但是上海很多伤痕已经愈合了,香港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原汁原味的状态,就是它原来什么样还保留着。据说香港上环有一个拍卖所,走进去一看,里边这个拍卖条例还是晚清时代的,这个我们觉得是不可想象的。

  金宇澄:《繁花》是一个文学的母本,它可以提供给影视制作者各种方式的演绎空间。不说王家卫导演,就算给一个电影专业刚毕业的年轻导演,他肯定不会以复原你的文字为己任,他肯定要做自己的事情,借你的瓶子装我的酒,毕竟文字和图像的受众不一样。电视剧集中在1992、1993年,它会更直接、明快。但是小说是从上世纪60年代一直到90年代,要更复杂一点,它是一个金字塔一样的构建,电视剧只不过取了中间一小块。

  这个剧是去年12月初突然过审的,央视通知剧组说,央视要播普通话版的,希望我们能够把字幕做得更上海一点,比如人物说“再见”,字幕就要改为上海话的“再会”。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我觉得蛮意外的。央视播普通话版的同时,还会要求我们在字幕上体现上海味道,真是非常不容易,从这一点上来说,电视剧版也提高了上海话的影响力。

  我的朋友说,在贵州一个大山里,非常偏僻的地方,看见那边有小姑娘、小伙子拿着手机在看《繁花》电视剧,一方面是电视剧影响力大,还有就是导演的号召力。他从策划到拍摄,各种方法,能够把一个平面的小说做出这么一个效果,我是特别佩服他。

  南都:目前《繁花》的改编形式有电视剧、舞台剧、评弹等,你觉得哪一种形式最接近你心目中《繁花》的样子呢?

  金宇澄:前阵子《繁花》话剧版在澳大利亚演出,有人看了以后说,原来《繁花》这么沉重的吗?确实,话剧要比电视剧更沉重一点,因为每一种艺术形式的条件不一样,话剧相对来说受众比较小,可以更放松一点,可以把《繁花》里一些很不堪的、尴尬的表达出来,我说过小说《繁花》的主题就是人生的尴尬。

  至于哪种形式更好,我没有这么想过,我写的小说,不管它变成A或者变成B,它都是一个新的生命。当它变成话剧、变成电视剧、变成电影,我就要尊重、理解那个制作者。我和王家卫导演都是五零后,但是从事改编的大量从业人员都是80、90后的小朋友。所以我只有感恩,我这种老头子写的东西,还有年轻人能够参与其中、年轻人能够喜欢,我觉得很感恩。我就是提供了一个文学背景,然后乐观其成。所以我是很放松的,我就是希望随你便,你要把它弄成什么样都行。